专访童嵩珍：做性治疗师17年：性没了，爱还在吗？

采访、撰文 | 芝士咸鱼

十点人物志原创

多年以来,“性”像是隐形的洪水猛兽。

它从不被鼓励公开谈论,伴随这个话题而来的不是快感或愉悦,而是羞耻感、疼痛和恐惧。

学者李银河在《我为什么要研究性》里提到,“性在中国是一个怪物,在所有公开的场合,它从不在场;可是在各种隐蔽地方,它无所不在。”

性有多重要?缺乏性知识会有哪些影响?中国人的性观念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?十点人物志和一位拥有17年从业经验的性治疗师童嵩珍聊了聊。

童嵩珍是国内最早从事性治疗的人,被称为“华人世界第一性治疗师”,她的工作内容是帮助那些性障碍者,通过不动刀不吃药的方式,解决他们的性障碍。由于职业的特殊性,她曾多次遭到误解,甚至被视为

“一个另类的性工作者”。

这些年,她见过太多存在性障碍的男男女女,有人缺乏基础性知识,以为两人睡在一起就能怀孕,有人长达七八年时间陷入无性婚姻,还有位八十岁老人,中风20年,最后的愿望是再次进入伴侣的身体。

童嵩珍认为,人对性的需求至死方休。性是人生,是人的基础动能,是学者马斯洛口中人的基本需求。性的缺失,会引发很多深层问题,影响着个人和伴侣、和家庭乃至和社会的关系。

以下是她的讲述。

“我不是另类的性工作者”

2005年,我刚进入性治疗行业,老师告诉我吃这碗饭一定会饿死。

在我之前,国内没有人做过性治疗师,除去“性”容易被污名化外,也因为它无法像正常职业那样能够以此谋生。

我最初学护理专业,在医院当了15年护理师,后来在台湾树德大学人类性学研究所进修,我是性学研究所的第三届学生,研究所课程分三种:性教育、性咨询与性治疗。大部分同学毕业后会去从事性教育,一些有医护经历的同学,会继续回医院做老本行。

我是第一个专职从事性治疗的治疗师,连研究所老师都不认为我能以此为业养活自己。

性治疗师童嵩珍,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那时,大众对性治疗师有很多误解,认为这是一种“另类的性工作者”,有丰富的性经验,会很多技巧,喜欢调情,可能还会勾引别人的丈夫等等。

我不怪他们,当时我的确不知道该怎么证明自己,来找我的人也不知道该如何描述他们遇到的问题,有人为了让我能够了解他的状况,会提议真枪实弹进行一次试试。

家人非常反对我做性治疗,我爸对我说,“你花那么多钱去读那么多书,放着好好的稳定工作不做,这不是给家里丢死人了吗?”

我会成为性治疗师,完全是因为我对性感到好奇,我想去深入了解它。

我的性启蒙大概是在小学三年级,当时看见哥哥姐姐房间抽屉里的小册子,翻开一看是黄书。

在我成长的八十年代,父母亲对“性”闭口不谈,学校虽然有这类课程,但每次都会被需要考试的学科占用。

后来我在医院做护理师期间也发现,其实很多病人都存在性需求和性障碍,但在医院里,这是会被鄙视或者说是被漠视的。

这也是激起我念性学研究所的初衷。并不是有性经验就可以做性治疗师,而是要结合医学、心理学、咨询学的知识,“性”是一个无法开口又容易被误解的难题。

念完性学研究所,我觉得自己准备得差不多了,想离开高雄老家到台北闯一闯。

只要是对的事,我愿意尝试,即使失败,也没有什么好失去。加上我是一个比较鸡婆(爱管闲事)的人,越了解性障碍使人受苦,我越想要去解决。

我和前夫因此而分开,他并非不支持我做这件事,但在东亚社会,身为妻子和母亲需要背负责任。当我坚持去做我的事业,并且要离开家庭时,前夫需要身兼母职。我和他长谈过一次,我说要不你就找别人,因为这个(经营家庭及育儿)过程中我帮不了你什么。

我也告诉自己:孩子还小,我必须有所取舍,我的家庭不愿意我做这披荆斩棘又看不清未来的工作。我必须突围,必须改变,不然就是坐以待毙。

其实任何事都是一体两面,只看我们愿意选择承受哪些部分而已。

我没有试图说服家人,我知道大家不会认可我,在高雄开了半年工作室毫无起色后,我一度出去进修,回来后开着我的那辆破车去台北,独自开展这份事业。

多少次,我告诉自己,不成功绝不回家。

工作室的一角,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但我很快发现,自己开工作室挺倒霉的。前两三年我都在吃老本。我当时的工作室是个独立的房间,没有助手。来访者如何证明自己有性障碍,而不是吃我豆腐?我又该如何证明自己有能力可以帮助他?这个问题很难突围。

其次,我在性学研究所里学到的内容,和实际的性治疗有很长的距离。教科书里会提到性治疗的几种模式,但深度治疗的部分却是一片空白。当我正要读到最有参考价值的部分,它却没有了。

后来我还特意去美国和德国进修,又发现国外的性治疗方案太“实操”了,如果照搬到亚洲社会,可能很快会被警察抓起来。

这意味着,我需要自己不断去摸索合适的方案。

所以我从不认为自己是医生,也不认为性障碍者是病人。我会称呼他们为“个案”,我没有来医治你,我没有比你厉害,我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。

“形形色色的性障碍”

这些年我经手过的个案,已经超过了3万例。

其中性功能障碍者居多,中国人对性的隐讳,使得性变成一件羞于见人的事。而一旦性被藏起来,遇到性方面的问题,也会被胡乱解释与解决。

纪录片《马赛克里的中国》

来我这里的个案,年龄最小的是个18岁的男孩,性功能障碍让他不敢与异性交往,他用第一笔存款来完成这个心愿;年龄最大的个案是位80岁的爹爹,想和伴侣顺利地过上性生活。个案的男女比例约是4:1,男性的性障碍中,早泄最多,其次是阳痿,女性的性障碍则表现在圆房障碍(阴道痉挛)及性冷淡。

从生理上来讲,女性其实是天生的性爱强者,即使状态没那么好,也可以去伪装。而男性如果出现问题,他们很难进行伪装。当他们发现吃药无法解决性功能障碍,那么,(在他们心里)问题就大了。

十多年过去,人们的性障碍是相似的,但层次会有变化,每个人的问题越来越深入。比如我刚做这份工作时,很少遇到延迟射精的个案,但随着工作压力的增加,这种案例逐渐增多,人的各种性障碍也变得越来越严重。

童嵩珍工作照,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缺乏最基础的性知识,是性治疗过程中的常见现象。

有人以为只要两个人睡在一张床上就会怀孕,有人觉得结了婚自然就会做爱,接吻可以怀孕,见女性裸体没有勃起就是阳痿。

以前我以为这些都是网上乱写,但多年前,我的确遇到过一个个案,双方都是博士,他们以为只要手牵着手睡在一起,就可以等待怀孕,很困惑自己怎么没有怀上;还有一位女生存在性爱恐惧症,她觉得只要自己结婚,性爱恐惧会自然消除。婚后,她丈夫把结婚证挂在了他们床头,指着结婚证告诉她:老婆我们已经结婚了,你不用再怕了。

多数性障碍,都是基于自己的心理魔咒。比如“阳痿”看起来是生理问题,其实是男性担心早泄的焦虑心理所致;“阴道痉挛”听上去也是生理问题,实则是出自于女性对性交的恐惧心理。

这是一个心理影响生理的过程,如果心理问题长期没得到解决,时间长了,会真的变成生理问题。

最羞于启齿的并非性功能障碍,而是有着特殊性喜好的人群。比如恋物、恋足、恋排泄物等等,这是比阳痿更悲伤的问题。我不喜好用恋足“癖”这个字,因为有个病边。喜好不是病,是他们无法被理解。

日本电影《富美子之足》

特殊性喜好下,往往隐藏着一颗脆弱的心。他们担心自己和别人不一样,没有办法进入正常的性生活,动物性的交合对他们来说是不必要的。所有关于性的要求都会成为压力,他们却只能被迫地承受着。所以我才说,这是比性功能障碍更悲伤的问题。

但我觉得,形形色色的性障碍和特殊性喜好有很多,我们不是标准尺,也不是制定标准的人,只要保持开放且多元的性态度,愿意为自己的性行为负责足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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